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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75dy.com​车尔尼雪夫斯基:究问“怎么办”的思想家
作者:admin 发布日期:2017-12-23

在19世纪一批批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的俄国知识分子中,有一位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他同时也是一位作家、批评家和经济学家,他就是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1862年,因多年公开从事废除农奴制度的宣传活动,他被沙皇当局逮捕,并在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被关押了两年。1864年5月的一天,要对他及其他囚犯执行死刑,他戴着脚镣、手铐,从容走向斩首台,等待屠刀落在自己的脖子上。但这是一次“假死刑”,屠刀并未落下,而是在他头的上方折断了,标志着死刑已经执行。但不管被处死或未被处死,尸体或活人都要被悬挂起来,没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饱尝了被悬挂并被大雨浇淋一个钟头的痛苦滋味。“假死刑”这种丑剧只有俄国才有,对人恐吓、折磨的程度可谓无以复加。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也有此可怕经历。

沙皇当局后来宣判监禁、流放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也曾劝诱他认罪、申请赦免,但他斗志坚定,毫不后悔,毅然告别彼得堡涅瓦大街,前往西伯利亚——先是坐牢,后被流放在僻远的小镇维柳伊斯克,被迫害的时间长达20年。188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获准定居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1889年获准回故乡萨拉托夫,因备受折磨,他身患重病,回到老家当年就与世长辞。

他的一生充满苦难,他留下的一句名言正是一生艰难险阻的写照:“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行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伏尔加河畔的书迷

182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生于伏尔加河下游右岸的港口城市萨拉托夫,他父亲是一个神甫。他在家乡待到1846年,在那里学了多种外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还有古斯洛伐克语。诸多语言对他后来研究哲学、历史、美学和经济学大有裨益,他也因此爱上了文学,最喜欢读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狄更斯和乔治·桑的小说。

18岁那年,他考上彼得堡大学文史系。因酷爱读书,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伏尔加河畔的书迷”。他也爱写日记,事无巨细都要记述,他这个南方人不习惯北国的寒冷天气,日记里就有他如何为保持室温而“奋战”的故事,也写他如何因一个友人的死亡而悲痛落泪。

通过学习,他决心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并概括了自己的心得:“要成为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必须具备三种品质:渊博的知识、思维的习惯和高尚的情操。知识不多,就是愚昧;不习惯思维,就是粗鲁和蠢笨;没有高尚的情操,就是卑俗。”

大学期间,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也关心时事政治,常与先进知识分子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接触。年纪轻轻就忧国忧民,废除农奴制度成为他一生的坚定主张,并付诸实际行动。

1850年大学毕业后,他回萨拉托夫任中学教师,他不怕被监视和指控,在课堂上公开宣讲废除农奴制的思想。他认为,要革专制制度的命就要斗争,斗争是一种幸福。他说:“幸福的斗争,不论如何艰难,都不是一种痛苦,而是快乐,不是悲剧,而是喜剧。”

萨拉托夫毕竟远离国家政治中心,1853年,他终于回到彼得堡,先是一边在中学任教,一边为《祖国纪事》《现代人》等杂志撰稿。后经作家巴纳耶夫推荐,他与《现代人》主编、诗人涅克拉索夫相识,开始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成为主编。他把这个刊物视为宣传先进思想的阵地,常常通过书报检察机关的重重障碍,选登或自撰针砭时弊的文章,宣传农民革命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思想。

也是在1853年,他与一位医生的女儿瓦西里耶娃结婚,她是他坎坷一生中的忠诚伴侣,让他深切体悟了爱情的含义。他写道:“爱情赐予万事万物的魅力,其实绝不应该是人生中的短暂现象,这一道绚烂的生命的光芒,不应该仅仅照耀探求和渴慕时期,这个时期其实只应该相当于一天的黎明,黎明虽然可爱、美丽,但在接踵而至的白天,那光和热却比黎明时分更大得多。”

车尔尼雪夫斯基博览群书,善于思考,也勤奋写作,所写内容丰富多彩。他在论文《莱辛,他的时代,他的一生与活动》中介绍了莱辛,德国启蒙运动期间最重要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一文概述了俄国文学批评思想史。《资本与劳动》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则是哲学著作。他还承接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之笔,撰写一篇篇文章,论述普希金、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就连在西伯利亚流亡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下笔,而是创作了长篇小说《序幕》,翻译了德国社会学家马科斯·韦伯的历史著作。

作为美学家,他在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提出了对美学的思考:“美是生活”,美有三种形式——现实中的美、想象中的美、艺术的美,现实美高于艺术美,不能为艺术而艺术,艺术的最高目的应是成为生活的教科书。这些观点得到美学界的重视和议论。

《怎么办?》拷问制度之罪

车尔尼雪夫斯基最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怎么办?》,是在被囚于彼得保罗要塞期间,用110天在单人牢房里写出来的。似乎是与赫尔岑相呼应,在赫尔岑提出“谁之罪?”这个问题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要问“怎么办?”,也即在知道是专制制度之罪之后,诘问怎么来废除这个制度。

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社会里,自然不能直白地回答这个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在小说里设下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是通俗小说中关系复杂的三角恋爱线索,另一条是严肃的革命者启发教育女主人公薇拉的线索,而正是这层三角恋爱“迷雾”成功地对付了官方的审查,小说得以在《现代人》上连载,并集结成书。后来沙皇政府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便发出禁书令,但为时已晚,此书已在外产生巨大影响。

塑造“特殊的新人”的典型形象,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目的。这部小说的副标题为“新人的故事”,书中的拉赫梅托夫便是一个“新人”,一个精英,一个充满理想的激进派、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他纯洁而坚强,对同志温厚善良,对自己苛刻禁欲,为献身革命而拒绝爱情,为考验自己能否经得住酷刑竟睡在扎满铁钉的毯子上,满身鲜血也不吭一声。

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新人”之口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义”这一道德观念,主张人应自己主宰命运,把个人利益与利益结合起来,争取全人类的幸福就是争取自己个人的幸福;未来公平的将建立在利益与个体利益完全结合的原则上,参加革命斗争的人不会牺牲自己的个性,却会在精神上丰富自己。这一观念曾有广泛影响,美国俄裔女作家安·兰德(19051982)便以宣扬“合理的利己主义”著称,认为自我实现是个人的道德责任,争取成就是崇高的行为,在美国名噪一时。

《怎么办?》问世后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一种观点贬之为“俄国文学中最低劣的作品”,“鼓吹一夫二妻和使用假护照”,要求对作者及其追随者严加惩罚。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视为“思想敌人”,反对《怎么办?》所宣扬的乌托邦思想和功利主义(即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的的思想)。《怎么办?》出版后的第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发表小说《地下室手记》,对争取公平合理的斗争表示怀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乐观主义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另一种观点以克鲁泡特金和列宁为代表,赞扬《怎么办?》是“俄国青年的一面旗帜”,洋溢着“春天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人们摆脱精神奴役,摆脱屈辱和忧郁,去迎接“光明、温暖和芳香”的明天。据说,列宁在一个夏天把此书读了五遍,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深刻透彻地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现实”,“不仅是空想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一位俄国学者指出,《怎么办?》不能与《安娜·卡列尼娜》相比,但可与伏尔泰的哲理小说相比,从这个角度来比,“屠格涅夫的任何一部小说,托尔斯泰或其他作家的任何作品,都不曾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一样,产生那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美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约瑟夫·弗兰克高度评价《怎么办?》所产生的作用,他写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所提供的最终导致俄国革命的激情动力,远远超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经济思想影响马克思

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出现的激进主义思潮,实际上就是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为代表的农民主义思想,后来在俄国形成民粹主义运动,并进一步发展为主义革命。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关心两种人:出现在《怎么办?》中的那些新型知识分子,以及他视之为主义理想承载者的俄国农民。

他像赫尔岑一样赞成“村社”思想,恩格斯在《论俄国问题》跋文(1894)中提及“村社”问题时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比赫尔岑更成熟,称他为“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十分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他“对俄国有无数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这是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污点。”

所谓“村社”即实行土地公有、劳动组合等原则的农民公社,车尔尼雪夫斯基把它看作从现代形态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西方没有这种手段,所以这是俄国的优越之处。恩格斯在“跋文”中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多段语录,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竭力主张实行公社制度,认为“村社”可以使俄国“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西方却因失去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带来悲惨的后果”。

尤里·库兹米什夫所作《被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现藏于俄国国家文学博物馆。

恩格斯也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局限性,他写道:“由于俄国的文化封锁,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当《资本论》问世时,他早已身处维柳伊斯克的雅库特人中间了。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文化封锁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

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马克思却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革命家格尔曼·洛帕廷(18451918)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资本论》第一卷的俄译者,他在1873年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马克思学会俄文后,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第一部的补充和注释》(按:穆勒是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及其他一些文章,使他深感钦佩。

洛帕廷接着写道:“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现代所有经济学家中唯一真正具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家,而其他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编纂者罢了。他的作品具有独到的见解、说服力和深刻的思想,是目前经济学著作中唯一值得阅读和研究的。俄国人应该感到惭愧,因为至今竟没有一个人把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介绍给欧洲;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政治上的死亡,不仅是俄国学术界也是整个欧洲学术界的损失。”

洛帕廷无比崇敬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想到他“葬送在西伯利亚荒原”、“痛苦地虚度光阴”,心里就十分难过,总想为他做些什么事。有一年,他向几位朋友借到一些钱,要去送给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到了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却因人地两疏,打听不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究竟在何处,有人跟踪告密,结果他被逮捕,关进伊尔库茨克监狱。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死前度过了漫长的受凌辱和迫害的岁月,他所留下的“怎么办?”这个问题,至今仍然令人深思,唤人继续寻找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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