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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时代青年的文化梦: 刘振强和三民书局
作者:admin 发布日期:2018-04-11

1950年代的台北重庆南路“书店街”,是上海商人的天下。来自“四马路”的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与中华书局鼎足而三,书店同行大多数讲上海话。

21岁的广东流亡青年刘振强,1953年与两个朋友勇闯书店行。“三个小民”合资开办三民书局,只是本钱太小,挤不进重庆南路,只好在书店街旁的衡阳路与几家书店文具店共挤一个店面,租下店面里间的一面墙书架。马路上的过往行人根本看不到这家小书店,寒酸至极。

刘振强目光长远而精确,发展战略出奇致胜,迅速打响名号。“三民”8年后挤入重庆南路,跻身书店街一强,两位合伙人已经退出。1990年代读者结构变化,书店营收一落千丈,大批老牌书局熄灯退出书店街;三民却长盛不衰,门庭若市,雄距至今六十四载,堪称重庆南路上最成功的书局。

刘振强是经历颠沛流离的大时代青年,手里虽握着算盘,心中却有“礼失求诸野”的浩然雄心。1967年,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书店街得到重译经典古籍的官方大订单。但大订单只发给商务印书馆等老牌书局,三民书局难以分润。然而,刘振强居然投入三民书局的全部资产,投入好古敏求的国学古籍出版。

50年后,拿官方大订单的商务印书馆已退出重庆南路,自掏腰包的三民将国学出版办得欣欣向荣。“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与商务印书馆携手合作之《古籍今注今译》丛书,只出版29种古籍。而三民书局自负盈亏的《古籍今注新译》已出版323种,由基本的四书五经出到冷门的徐渭集,洋洋大观,使中华文化在台湾生根茁壮,进而跨越海峡,走向世界。今日人无论来自何方,若一时兴起想读部古籍,肯定不会忘记蓝色封面的三民书局“蓝皮书”。

最会做生意的书局

1955年,局促于里间一面墙书架的三民书局大胆迈步,自行投资出书。出版业公认教科书是最赚钱的,但当时各级学校的教材由当局统一制定,订单分配给重庆南路上几家头面大书局,三民之类的小书局是沾不上的。

刘振强另辟蹊径,瞄准大专(高校)教科书,积极邀约学者出书。大学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教授自己编教材,学生手抄笔记,能有份油印讲义已经很突出了。若邀请教授出书,并将书价降到学生能负担的价位,每年在课堂里抄笔记的学生就是固定的基本客源,一位在多所学校兼课的名教授,每年至少有数百学生得买他写的书,出版社即使不能大赚,三味书屋小说网,也不会赔钱。

选领域更是绝妙。早年台湾的大专学校偏重理工,刘振强却瞄准法律与行政科系用书。1950年代只有台湾大学与台湾省地方行政专校有法律与行政系所,相关科系学生市场有限。但蒋介石在台厉行公职人员考试任用制度,而公务员考试用书则以法律行政类为大宗,普考、高考、普检、高检各种考试无分专业,均以“法学绪论”与“宪法”为必考的“普通科目”。

眼光寻常的书局只知道出版题库让考生死记硬背,刘振强则邀约台大与行政专校的教授写出体系完整的教科书。这些教授本人就是公职考试的命题者,不但学生得买他们的著作,考生更是必读。刘振强刻意保持低廉书价,三民书局业务骤然火热。“当时重庆南路和衡阳街,已经有大大小小许多书店,然而,印象中,似乎只有三民书局是针对当时(公职考试)的需要,而推出一大批有用的参考书。”1950年代准备考公职、未来的史学家许倬云回忆道。

教授架子大,邀请出书并不容易,但刘振强的邀稿手腕出神入化。他精心调查各领域的顶尖学者,锁定目标,登门劝说。出书无非为了挣版税,书店街的上海商人是斤斤计较的,刘振强的手笔豪阔大气。作家彭歌回忆:“刘先生和人一见如故,三味书屋小说网,十分钟就讲定一部书稿的合约,当场签赠支票,有的书三年五年未必交得了卷,可是,你看他那份豪气,好像中央银行就装在他的口袋里。其实,老朋友了解,他送上的支票(更早年头干脆就是一包钞票),可能是当时全部的财产。”在三民出版《修辞学》的黄庆萱回忆道,他原本期待的版税是20万,但刘振强支票开来却是130万,此外每年春节还要登门拜年,“常二万、五万地留下红包来”。

稿酬只是破题,教授面皮薄,邀稿遇问题时必需看破钱财,而刘振强的豁达是一绝。许多教授爱拖稿,收下预付定金,拖上三年两载是常事。北京大学教授裘锡圭在1996年收下600美元定金写《文字学》,一拖20年,刘振强居然从不催稿,见面照样谈笑风生,绝无芥蒂。貌似吃亏,却在封闭的象牙塔中赢得人心,声名口耳相传,教授若要出书,三民刘董是最佳选择。

有如此手笔与心胸,刘振强在起步之初就邀到重量级作者。1956年,三民书局出版台湾省地方行政专校校长左潞生的《行政学》,这是公职考生必读之作,三民自此稳脚步。刘振强不炫惑于名气,大牌权威之外,他悉心邀请一批默默无闻却实力坚强的教授写书。

左潞生出书的同一年,行政专校教授郑玉波受刘振强之邀出版《法律学概论》,郑玉波虽然没名气,却一肚子过硬学问,更有将学问写成好书的本领。早年的法律教科书述理艰深,三味书屋小说网,文字晦涩,遣词用句更多日文风味,读之懵然。郑玉波的作品理路通顺,行文深入浅出,内容严谨扎实,大获读者欢迎。此后,他于三民连出九本书,本本都是考生必读经典。其《民法概要》至今修订14版、《民法总则》修订11版、《民法物权》修订18版、《法学绪论》更于2016年修订至22版,长销六十载,畅销百万册。郑玉波晚年谈起出书经历,三味书屋小说网,深感刘振强是他的贵人。出版社与作者双赢,诚为文坛佳话。

刘振强细心经营下,公职考生必读的名家著作尽入三民网罗之中。即使不在三民出书,也必由三民代理经销:“宪法”看萨孟武与邹文海,“行政学”看张金鉴与张润书,“行政法”看管欧与林纪东,“民法”总则债编物权看郑玉波与王泽鉴的系列套书,亲属继承看陈棋炎,“民事诉讼法”看杨建华与王甲乙,“刑法”总则各论看蔡墩铭与林山田,三味书屋小说网,“刑事诉讼法”看蔡墩铭与朱石炎,“商事法”与“公司法”看梁宇贤,“法条”大全则看陶百川的《最新六法全书》。

稳了法政教科书的霸主地位,三民书局继续向文科的各领域发展,由文史哲、经济财政到企业管理各科系的学生,都得到三民买书。长销畅销的百万佳作为三民书局带来滚滚巨利,但刘振强也愿意出版滞销书。他说:“书店最好能做到像图书馆一样,力求书种齐全,不分冷门热门。”早年的三民书局特意搜罗市面上难得一见的绝版书上架,打响了三民书局藏书齐全的招牌。

三民本身也以“沧海丛刊”与“三民文库”之名,斥资出版不少注定滞销的小众作品。钱穆、萨孟武、陶百川、方东美、毛子美、谢冰莹、唐君毅、牟宗三、琦君、余光中……三民荟萃60余年来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晶。

重庆南路本店空间有限,刘振强另建复兴北路新大楼,展售图书多达20万种,其中三民自行出版图书多达1万余种。图书馆式的藏书,让三民书局稳校园用书的至尊地位。大学生要找书,必然首选三民书局。

自掏腰包推动中华文化

1966年,台湾当局积极筹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刘振强同时发动个人的文化复兴伟业。1966年,三民书局出版谢冰莹等编注的《新译四书读本》,广受好评,刘振强乘胜追击,推出《新译古文观止》《新译唐诗三百首》《新译千家诗》。本本既畅销又长销,尤其是《新译古文观止》,台湾文科学生几乎人手一册,至今畅销不衰,50年来销量应数以百万计。

《古文观止》与唐诗宋词是各大书局经常出版的基本古籍,独有三民书局能卖成火热的百万畅销书,成功之妙来自刘振强的个人阅历。他是失学的流亡学生,一肚子学问自修而来,最了解自修读者的需求。三民出版古籍的宗旨在供“学生与大众自修之用”,而非象牙塔中少数菁英自得其乐,特别接地气。他邀请编稿的学者并非大师,而是实际在大学中任教的青年教授。青年教授默默无闻,愿意下苦功夫,将版本校勘、断句、标点与注释考究到无懈可击,又有实际教学经验,三味书屋小说网,白话全文翻译与文章分析才能通俗易懂。更难得的是,刘振强在艰涩的文言文原文旁加上注音符号,读书能朗朗读出全文,就有盎然兴味,为中文系以外的大众大开阅读古籍之门。

1960年代没有电脑排版,印书使用铅字印刷,加注音并不容易,全台湾只有给小学生看的注音报纸《国语日报》能在文字旁印出注音符号。刘振强不恤成本,委请国语日报社代印,果然畅销,打响《古籍今注新译》丛书的名号。与三民相比,同时期商务印书馆由官方扶助的《古籍今注今译》丛书,虽然译注认真,却几乎不标读音。一般读者展卷读商务出版的《左传》,读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一句话连碰两个读不出来的难字,阅读兴趣已然烟消云散,隐公第1卷都读不完。但若读三民的注音符号版本,31卷读来是轻松惬意的。

初奏凯歌的刘振强,被心中浩壮澎湃的使命感冲昏了头脑。他忆起年轻自学时缺一本好字典的困扰,竟于1971年斥资编起《大辞典》。三民编辞典,绝不粗制滥造,刘振强动用庞大人力钻入《四库全书》与《百部丛书集成》之万卷书海细细详考,派人到各图书馆搜集珍稀书籍,三味书屋小说网,又动用100余名来自各种系所的教授担任撰写词条重任。

一般编辞典,能做到《四库全书》细翻几遍,已经是猗欤休哉,刘振强却挑剔起印刷用的字体。当时台湾各印刷厂的铜模购自日本,许多字沿习日式汉字的简化缺陷。刘振强感慨“人为什么没有自己的一套字”,竟按照当局公布的“标准字体”重新造字,重金委请铜模厂雕刻铜模,交给印刷厂铸字排版,灌铸铅字用的铅条总重高达70吨,必需增建库房才能存放。20年间整个台湾印刷行无人敢做的大投资,刘振强居然为了编一部辞典而越俎代庖。

台湾的印刷厂有油墨浓淡略不匀称的小瑕疪,刘振强不惜成本,将稿件送到日本印制。一套三民《大辞典》费时14年,耗资新台币1.6亿,几乎拖垮三民书局。刘振强回忆道:“为了编纂《大辞典》,几乎花光了三民的所有经费,可说是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三民的营运也不得不放缓了许久。多年之后,才又重新恢复元气。”

破产边缘,日本人送来诱惑大礼。担任《大辞典》印刷工作的“大日本印刷厂”,原本以为在台湾编写的《大辞典》必是拼凑杂抄的二流货色,样版一到,内容之详审充实却震动了日本汉学界,印刷厂兴起附骥之心,合同中原约定印刷厂不得署名,厂方提出,只要能印上印刷者为“大日本印刷厂”,费用优待10%。

对于处于破产边缘的三民书局而言,10%是救命现金,刘振强却断然回绝,人的大辞典容不下“大日本”三字。1985年,三民《大辞典》上市。寻常书籍只列印刷厂一栏,《大辞典》却详列三栏:“铜模雕刻”华文印刷器材公司,“铸字排版”中台印刷厂,“印刷者”则是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90年代,电脑排版兴起,刘振强重金打造的铜模铅字顿成废物。但他就是看不惯日式“既不标准,又不美观的字体”,便雇用80名美工人员,费时十余年,造出明体、黑体、楷体、长仿宋、方仿宋与小篆等六套字体。每套字体超过7万字,字字以重写十余遍的诚意反复斟酌,常用字、次常用字、罕用字、异体字与简体字齐全。造字之余,又费时20余年设计电脑中文排版软件。今日三民出版的书籍,使用自己造的字体,以自己设计的排版软件编排。

三民只是一家私营书局,没有官方的资金挹注,自行制造的庞大字库与排版系统只能自己使用。《古籍今注新译》却因此精益求精,古籍越出越多,冷门如《申鉴》《燕丹子》等僻典也投资译注,洋洋323册,规模超过今日台湾任何官方立项的国学丛书项目。

台湾三民书局重庆南路本店。 鲁儒之风

刘振强在《刊印古籍今注新译丛书缘起》中抒发衷怀:“本局自草创以来,即怀着注译传统重要典籍的理想,三味书屋小说网,由第一部的四书做起,希望藉由文字障碍的扫除,帮助有心的读者,打开禁锢于古老话语中的丰沛宝藏。我们工作的原则是‘兼取诸家,直注明解’。一方面熔铸众说,择善而从;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达到学术普及化的要求。”

今日海峡两岸最庞大而普及的国学丛书文库,来自一个失学流亡学生的文化梦。

秦灭六国,坑儒士,焚古典,但鲁儒仍矢志不移。司马迁感慨道:“及高皇帝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

2017年1月,86岁的刘振强悄然辞世,遗嘱不办追思仪式,也没有褒扬荣典。在今日的台湾,自筹资金倡导中华文化的志士并不吃香。然而,三民书局门口由书画家溥心畬题写的局名依旧,《古籍今注新译》系列于2017年继续出版《新译聪训斋语》《新译围炉夜话》《新译浮生六记》等新书。书局里购书人潮依然拥挤,莘莘学子仍然需要配有注音符号的《古文观止》,刘振强种下的中华文化复兴种籽,依然在重庆南路一角开枝散叶。

办书局的最高境界,就是那“为往圣继绝学”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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