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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史记:《魂斗罗》与台湾当局
作者:admin 发布日期:2017-12-04
《魂斗罗》与台湾当局

日本科乐美(Konami)公司制作的电子游戏《魂斗罗》家喻户晓。该游戏的名称来自于尼加拉瓜反抗军Contra的日文汉字转写,而该反抗军还曾与台湾当局有过往来。

1986年,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东亚事务主任席格尔敦请台湾当局“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代表”钱复,在华盛顿密见尼加拉瓜反抗军的领袖阿道夫·卡迭罗(Adolfo Caldero)。席格尔请求台湾当局秘密捐款100万美元,替美国政府拯救这支被美国国会决议遗弃的反抗武装。当时,台湾当局与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还保持“外交”关系,刚刚延展了一笔9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给对方。但在白宫方面的要求下,蒋经国指示外围组织“世界反共联盟”向反抗军捐了款。以换取美方对作家刘宜良被杀一案的谅解,以及对台湾研发新一代战斗机提供技术支援的批准。

晚清的新式学堂生活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开设“两湖学堂”,课程既有论语、周礼、尚书,也有数学、地理、测量、化学及体操等科目,所聘请教师梁鼎芬、杨守敬等均为一时之选,张之洞称赞“皆为海内绝学”。而学生的待遇尤其优厚,每人宿舍有两间,一间书房,一间卧室;每月可以领膏火银四两,每月考试时,成绩列“超等”的,可以得到奖金十二元,连“平等”的也能得到八元奖金。学生张知本回忆“当时米一石只售数百文钱,故学生生活极为优裕,甚至可以赡养家眷”。而考试的计分体系最为独特,以四分为最高,因为张之洞认同宋代学者邵雍对司马光“君实九分人也”的评价,认为学生能够达到司马光的一半,“即足为当代佳士”了。

保皇烈士的亲日儿子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湖南人唐才常组织“自立军”,以驱逐慈禧太后、拥戴光绪皇帝复权为口号意图举事,旋即被捕身死。唐才常深受康有为的保皇思想影响,也得到孙中山的赞赏,被誉为革命烈士。他的儿子备受汪精卫等革命党人照顾,却也因此追随汪氏,走上投日道路。

其长子唐蟒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和北伐战争,抗战期间曾任汪伪政府参军长和集团军总司令。次子唐有壬、三子唐卜年均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前者于1932年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兼任外交部长时担任常务次长,被认为是外交界亲日派的代表,1935年12月遇刺身亡,被认为是蒋介石派人所为;后者追随汪精卫,出任汪伪政府外交部次长和中央联合储备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唐卜年曾说,自己“不喜欢日本人,但为了报蒋介石杀兄之仇,才同日本合作”。

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唐才常汉口被捕塑像。

廖耀湘的勋章胜孙立人一筹

1942年,新38师师长孙立人因在印缅战场作战有功,获得英国颁发的司令级大英帝国勋章(C.B.E),一时传为佳话,甚至有人称之为“现代史上第一位以军功获得外国勋章的人”。其实并非如此,早在1941年,英国就向参加香港保卫战的海军中将陈策授予了更高一级的爵士司令级大英帝国勋章(K.B.E)。

大英帝国勋章只是英国勋章体系中位阶较低的一种。日后与孙立人同在印缅战场作战的新编第6军军长廖耀湘,获得过比大英帝国勋章位阶更高的爵士司令级巴斯勋章。美国人对孙立人、廖耀湘战功的态度也与英方出奇的一致,他们授予廖的是金叶自由勋章,授予孙的则是低一级的银叶自由勋章。

海外的军人墓地

缅甸的远征军、驻印军公墓和朝鲜的志愿军公墓是海外军人墓地中最著名的两组。近年,分布在南亚到太平洋诸岛之上的其他军人海外墓地也陆续被人熟知。

巴布亚新几内亚拉包尔的抗战将士墓地曾在2008年底震动两岸,收葬者多为被日军押来做苦工的国军俘虏,其中还包括数名淞沪会战后退入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闯入租界俘获的“八百壮士”成员。2009年,台湾军方在当地举行了招魂仪式,将忠魂牌位迎回台北忠烈祠。在印度兰姆伽也有一处驻印军墓地,收葬了战车训练班少将副主任唐铁成等因病或事故死于此地的官兵。在越南、老挝等地的军人公墓则属于60年代“抗美援越”、“抗美援老”的解放军军人。在韩国坡州,还有韩国政府修建的志愿军无名军人墓地,2014年已经有437具遗骸移交方面。

在埃及开罗也有一块军人墓地,安葬了陆小曼的前夫、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抗战的国军少将王赓,他作为驻美军事代表团团员前往华盛顿途中病逝于此,以军礼就地安葬。

韩国志愿军墓地。

秘密奏折制度的崩溃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确立秘密奏折制度,在正式题本奏章之外,封疆大吏可在请安折中“将应奏之事,各罄所见,开列陈奏”,皇帝则以朱批一对一反馈,以达到“各省之事不能欺隐”的效果。雍正皇帝进一步将上秘密奏折的范围扩大到特准的道员、知府、副将等中级官员,经常要求各级官员在奏折中汇报上下级的行事和操守,作为考核升迁的参考,到了“凡有风闻之事,即行密奏”的程度。

雍正对奏折的保密要求极为严格,批示“密之一字,最为紧要,不可令一人知之”、“若不能密,不如不奏也”,在正式的题本奏章中也不准引用奏折和朱批的内容,对泄密的官员则给予申饬或者撤销其上奏的权力。到了乾隆年间,地方官员已经置保密要求于不顾,在上奏折之前经常相互串通,以求彼此无过。一次,乾隆皇帝发现云贵总督吴达善和云南巡抚刘藻对所属官员的评语大略相同,又抽出两人上一次的奏折,发现“亦毫无参差之处,殊属可异”,不禁感叹虽然督抚之间“贵乎和衷”,但“衷不可不和,而识见则不必尽合”,意见都商量好了再汇报,密折还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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